張貴峰

　　全國人大常委會20日再次對行政強制法草案進行審議，這是自2005年以來第四次審議這部法律草案。此前，在“三審”后全國人大曾公開征求意見。據(jù)全國人大法工委分析，“從總體情況看，意見有分歧。民眾認為草案對行政強制權的規(guī)范力度還不夠，而行政執(zhí)法人員則認為應當賦予行政機關必要的行政強制權，草案授權還不夠”。

（4月21日《新京報》）

    如果從1988年國務院啟動《行政強制執(zhí)行條例》起草算起，行政強制法的立法過程迄今已超過20年。而即使從2005年第一次審議算起，每隔兩年一次的審議，也讓行政強制法飽經(jīng)了6年中的幾度  “起死回生”。這正如媒體報道的，“每次都是在草案可能被終止審議的時候‘重啟’審議”。

    行政強制法如此漫長曲折、跌宕起伏的立法過程說明了什么？全國人大法工委透露的上述  “意見分歧”——民眾認為“規(guī)范（限權）力度還不夠”，而行政機關則認為“授權還不夠”，無疑正是根本結癥所在。這正像北大教授姜明安直言的，“強制法多年難以出臺的真正阻力也在于此，行政機關都知道，制定強制法是捆住了行政機關的手腳”。

    行政強制法究竟是應更多  “授權”還是“限權”？從理想角度看，當然應該是在“授權”與“限權”之間達成有機平衡，既充分向行政部門授權、維護公權力有效行使，又充分進行限權、確保公民私權利不受傷害。但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這種過于理想的平衡，顯然很難達到。在筆者看來，在目前我國行政機關濫用權力、亂作為（比如最近曝光的“執(zhí)法為利”）時有發(fā)生的背景下，行政強制法的制定，“限權”應該高于“授權”。這是“保障公民權利，限制政府權力”的最根本法治原則的必然要求。

    在法治的語境下，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關系，永遠只能是權利高于權力——權利主導派生權力、權力服務服從于權利。因此，當二者難以兼顧的情況下，只能是“限權”優(yōu)于“授權”。具體來說，一方面必須嚴格規(guī)范  “行政強制”的設定，盡量少設、且只能由國家法律設定；另一方面又必須努力限制“行政強制”的使用、嚴格遵循“最小傷害原則”，必須確保行政強制實施的適當性、必要性，并將其對公民的損害降低到最小范圍。

    應該說，此次四審草案，在嚴格“限權”、規(guī)范“授權”方面，有不少亮點。如明確  “法律中未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的，行政法規(guī)、地方性法規(guī)不得設立行政強制措施”，“五種情形下行政機關應當及時作出解除查封、扣押的決定”。但同時也應看到，現(xiàn)在草案仍存在  “授權”過度、“限權”不足的問題，如雖然強調(diào)了行政強制設定的法定原則，但又規(guī)定“法律規(guī)定特定事項由行政法規(guī)規(guī)定具體管理措施的，行政法規(guī)可以設定除本法第九條第一項、第四項以外的行政強制措施”，這顯然是將行政強制授權范圍擴大到行政法規(guī)范疇、賦予了行政部門自定強制的權力。

    要解決這些問題，需要在今后的審議中，讓各方力量在“陽光”下充分博弈。只有經(jīng)過充分博弈形成的法律才更合理，執(zhí)行起來才更順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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